很多人都注意到，在上海多个版本的城市发展规划里都强调了一句话：到2035年，要把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500万左右?。

2021年上海常住人口是2483万，除了自然减员、机械外迁和通过人才引进补充替换，未来13年，上海给自己留了不到20万的人口净新增指标，也就是说，每年只能有1万净新增人口。

人口规模意味着税收、消费、购房需求，决定着获得政策扶持和机构设置的能级，也决定了教育、医疗、地铁等公共服务的规划和土地供应指标。

做为对照，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为2301.92万人，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共增加661.15万人；而从2010年到2023年，上海的人口常住只增长了100多万。

2023年中国迎来人口拐点，未来中国城市的人口竞争将是妥妥的存量争夺。

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真的打算靠着十几万的年均人口增长指标去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确定不是自废武功？

2500万的迷思来自哪里？

上海制定严守2500万人口“红线”的政策，无非是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大城市病的传统观念和对应的优先发展中小城镇的理论。在工业化时期，西方大城市的无序扩张导致了拥堵、空气和噪音污染、治安恶化等，出现了逆城市化思潮，以及发展中小城市的德国模式被推崇。

一个是土地红线的法规要求。为确保粮食安全，全国需严守1亿亩耕地红线，包括上海在内的每个省都有土地指标。

截至2019年底，上海还有多少耕地？这个数字是243万亩，这个面积相当于上海城区、镇和村的建成区面积的一半（还不包括园地、林地和湿地）

到2035年，根据中央的精神，上海需要严守202万亩耕地保护空间（含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3万亩部管储备地块、49万亩市管储备地块），对该部分耕地实施最高等级的严格保护，严格限定允许占用类型，严格规范补划和审批程序。

再一个，是城乡和区域均衡理论。即避免乡村空心化，避免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贫富差距拉大。

但个人认为，上述这些理论和发展指导方针，并不是上海设置2500万人口天花板的理由。

无论是从自然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从城市规模理论、劳动力的城乡流动理论看，上海都有更大的空间容纳更多人口，为均衡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1、上海的自然禀赋足以容纳更多人口

上海位于北纬30度，长三角冲积平原腹地和长江入海口，地势平坦，土地供应充足且陆地面积还在扩大。另外水源充足、周边农产品供应、海运成本低廉。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即便长三角土地的粮食产量比中西部地区高，但因为同样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和工业会有更高的产出，完全可以通过贸易购买中西部或者东北地区的粮食并给这些地区提供转移支付解决粮食问题，或者是购买中西部省份的耕地指标。

2、2500人口规模不符合城市规模分布理论

在城市体系中，城市的规模与位序满足一定的关系，根据齐普夫模型，一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的规模往往是最大城市一半，第三位城市是最大城市的1/3，以此类推。

从美国看，纽约和洛杉矶、旧金山三座城市的分布大致遵循这一模型。

从中国看，北京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是个特例不妨先排除，我们以深圳作为第二大城市来做对比，深圳目前的常住人口规模是1700多万，2035年规划人口是1900万；

上海的总面积是深圳的三倍多，可建设用地面积则远不止三倍，以深圳来类推，上海容纳3500万人口不在话下。

3、中国的劳动力城乡流动还远未完成

劳动力价格（收入）是调节农民工流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当城市收入高的时候，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自然涌入城市。

刘易斯拐点显示，当城乡收入趋同时，人口流动才会达到均衡。区域均衡发展要求地区间的人均收入趋同。

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鸿沟依然巨大，中西部乡村和东部沿海城市的差距更大。

2022年上海的个税高达2410.7亿，在所有省区市中排名第二，只比整个省广东低了50多亿，高于北京，也高于江苏、浙江全省，且增速和增量也在前五名省中保持双料第一。

这不仅说明上海GDP的含金量之高，也说明上海提供了中国大陆最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到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就仅仅因为通勤时间长、生活压力大？人们会用脚投票，不需要政府的父母式关怀。

没错，在过去几年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着逃离北上广、返乡创业的情绪，但这不应该是政策回应的方向，因为农民工并不是真的想要回家，他们遇到的是障碍和不适应，主要是身份认同的缺失和家庭成员分离带来的孤独感，以及对生育、养育、养老等的不确定性，而不是真的觉得家乡好到哪里。

事实上，很多回到老家的人都会后悔，我遇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刚毕业几年的95后江西女生，一个是近60岁、曾经在金山区做财务的湖南大叔，都是逃离上海之后想要回老家过安稳日子，发现熟人和关系社会的各种压力反而更大，于是又都悄悄“逃回”了上海。

4、均衡应该是人均意义上的而非总量意义上的

经济增长的目标伴随着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但经济均衡发展的内涵是指在自由统一市场上人均收入的收敛，而不是人口、资源在地理范围上的均匀分布。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完全不用担心人口从中西部流向东部会导致区域差距拉大。

上海严控人口总量的另一个考虑是结构优化，即加大引进高质量人才来改善人口教育结构和提高生产率，但能行得通吗？

首先，上海目前加快引进的人口大部分是世界500强高校海归和国内双一流高校的研究生，这些人以独生子女居多。相比之下，中低技能劳动者往往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比如一个弟弟的落户，就可能带来更多一大家子的发展，带动效应更大。

其次，这种政策面临越来越多其他城市的竞争，比如北京、成都、深圳，乃至于香港。2023年，地狭人稠的香港推出了吸引全球前100高校本科毕业生的高才政策，人家的护照有全球170个国家免签，上海户口能比吗？

也就是说，无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高素质劳动者，上海都面临着被截留的风险。

上海严控人口规模带来的问题正在显现：

人口导入不足导致的一个问题，是人口密度得不到提升。

高人口密度带来外溢效应，知识和技能的传播速度加快，企业招人成本降低，进而产业更集聚，创业氛围更浓；其次，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降低；本质上，高人口密度符合规模报酬递增理论。

海淀和朝阳的望京，都是北京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前者是产业、学术融合，后者是产业和居住融合，目前两区的GDP分别达到了1万亿和七千多亿。

而在上海，浦东新区人口密度不足，可以说是相比北京海淀和朝阳两个大区的最大劣势。

2022年浦东的GDP为16000亿，占到上海GDP的35.9%，而且这个比重还在持续提升，但浦东人口占比还不到上海全市的四分之一，人口密度更是远低于其他主要市区。

具体看，2021年浦东每平方公里3800多人，这个数字不仅只有虹口、黄浦和静安区的10/1，也低于闵行、宝山等郊区；

2021年，GDP高于无锡市的浦东新区，只有530多万常住人口，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到2035年，浦东新区常住人口调控目标不超过558万人。

近年来，尽管浦东的产业和政策导入的能级都非常高，但人口导入非常缓慢，除了金桥，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甚至有被稀释的风险，比如张江科学城，至今被嘲笑是只有科学没有城。

而浦东人口密度长期不足，导致了浦东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很突出：

1、道路网络密度不够，浦东路网的规划不是以居住配套优先，而是遵循产业优先，路网的通行效率、密度和商业配套等都不如浦西科学。

2、在并入了原有的南汇区之后，浦东增加了超过一倍的面积，这种产业跳跃式发展的思路进一步被放大，人口密度面临着进一步被稀释的风险，从张江一步跨越到了临港。张江发展到至今，依然被戏称为“只有科学，没有城”，而隔壁的北蔡，距离人民广场只有十几公里，却开发缓慢。

创建了三十年的浦东，至今没有一个高铁站，东站项目姗姗来迟，需要2027年才投入使用。事实上，上海从2010年虹桥站建了以后，这十多年没有一个新的大型高铁站，究其原因，也是因为人口机械增长10年里趋缓，相比之下，杭州西站已经建成，南京北站也已经建成。

而从未来看，因为浦东人口总量约束导致的土地供应指标约束，浦东按照580多万人口来配置所有公共服务资源，直接导致了土地供应、教育、医疗、交通资源规划等都捉襟见肘。

上海严控人口总量控制的可能后果：

1、放大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2012年，上海每五个人有一个老人，到2022年，四个人就有一个老人，已全面步入中度老龄化，养老负担沉重 ，未来几年，养老金资金池和医疗保障资金的压力都越来越大。

而同期，深圳的人口增加了500万以上。

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两个城市在养老、医疗方面的成本将产生天然之别。

2、基础服务价格飙升，质量下降，比如吃饭、打车、保洁、宠物清洁等。

上海现在的市中心可谓是精致到了骨子里，但水果摊、大排档几乎都不见了，相比，你在香港的金钟和新加坡的丹戎巴葛都可以轻松看到路边的水果和糖水摊。

对于很多在静安寺的上班族来说，中午只能去芮欧楼下排队吃70块一碗的牛肉饭，或者叫油腻腻的外卖，没有其他选择。

3、个税和土地收入增长不足，公共投入缩减；人口密度不够，政府投入收缩到了少数几个地区，而更多的乡镇没有项目落地，房价开始出现严重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