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民宣誓仪式

摘要：近年来，新加坡开始出现关于新移民是否具有“真正新加坡人”身份的讨论。不少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成名后，本地网民经常对其出生及国籍背景进行审查，以确认其是否出生便是新加坡公民，是否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及服役，还是取得一定成就后才移居的新公民。这一趋势与国际上的民粹主义思潮不谋而合，背后除了有新加坡自身独特的建国历程，种族构造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移民政策和就业问题等经济因素。新加坡作为一个低生育率的小国，其经济竞争力离不开不断引入移民，如何解决本地公民对新移民的不信任，并在维持自身独特身份的前提下与后者的历史、文化实现和解共生，是新冠疫情结束后的重要课题。

对“真正新加坡人”身份的执念

2021年5月2日，字节跳动首席财务官新加坡国民周受资（Chew Shou Zi）上任仅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在新加坡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不过，由于其名字含有中国大陆式汉语拼音、曾任小米等中国公司高管，且此前常驻北京，不少讨论将聚焦点放在他是否“真正的新加坡人”身上，即究竟是生于斯长于斯，且服义务兵役的新加坡本地公民，还是原籍外国，在服兵役年限过后才归化的“新移民”。最后，一些曾与周同就读于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同学及服兵役时的同袍开始分享他读书或服役的一些故事，才佐证了他的“真正新加坡人”身份，逐渐消解了此类讨论。

新加坡常住人口中，没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约占新加坡569万人口的30％，而持居留权及公民中也有大量原籍并非新加坡。近年来，这一类新加坡新移民的地位日益突出：新加坡富豪榜前五位当中就有三位属新移民，即原籍中国的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夫妇及深圳公司迈瑞医疗（Mindray Bio-Medical Electronics）董事长李西廷，和原籍巴西的脸书联合创始人萨维林（Eduardo Saverin）。但是这也使得一些本地新加坡人对本土身份愈发敏感，开始对取得较高成就的公民的“新加坡人”的身份刨根问底。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本地主义（nativism），虽然有时会表现为种族主义（如近期印度爆发新一轮新冠疫情后，曾有华裔新加坡人将因跑步而无需戴口罩的印裔新加坡人误认为印度人，而对其进行袭击），但主要是指针对出生地国籍而非族群。此前就有过印裔新加坡人与公园内散步的印度人发生争执时，攻击对方是印度人而无需服兵役，并炫耀自己所属的军团番号的案例；而笔者也曾经有过因口罩佩戴不规范而被当地华人指正时，对方以华语强调“这里是新加坡”的经历。不过，即便是一些确实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难逃网民审查：除周受资外，如淡马锡控股下任董事长狄澜（Dilhan Pillay Sandrasegara），和代表新加坡获得奥运金牌的约瑟·斯库林（Joseph Schooling）等人，在功成名就后也难逃网民的“真正新加坡人”审查。

诚然，爱国的新加坡公民有理由为服义务兵役感到自豪，并对其国家的法治精神和多元文化共生等特质感到骄傲，同时他们期望甚至指正新移民或外来居民遵守新加坡价值观也无可厚非。同时，土生土长的新加坡本地公民希望能够确认本国成功人士的生活轨迹及教育背景与他们相同，从而可以视作榜样加以效仿的心情也不难理解。但是，正如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所批判的，近期一些有关国籍的讨论开始愈发接近在世界各国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逻辑 。此类有关“真正新加坡人”的讨论往往将土生土长，服过兵役的新加坡公民视为最优越的一等公民，而新移民、永久居民及外国人若有任何不当行为（如因不满印裔邻居烹制咖喱而投诉至组屋委员会的大陆新移民、或因不愿付停车费而辱骂保安的印度新移民），甚至无伤大雅而仅仅是与本地公民不同的举止，就会被归因于其“非新加坡”背景，并质疑新加坡政府为何“竟容许这种人取得永久居民/公民身份”。发生本地居民与新移民或外籍人士的不友好事件时，网络评论也往往将支持本地公民视作理所当然，而支持新移民、永久居民或外国人的评论则接近被视作背叛。而在新移民取得成就时，其无需服义务兵役的“原罪”也经常被列出来，并因而被认为较本地公民享有不公平的优势。

“真正新加坡人”争论的渊源

历史上及近年来各国的政治变动已经昭示，这种按照出身地划分、非黑即白的本地主义思潮并非新加坡所独有。在评论新加坡人对于本地主义的痴迷时，新跃社科大学的 Chan-Hoong Leong 副教授就指，“人类更倾向于使用简化的、二元的棱镜来理解世界，尤其是在面临问题的时候。人类就像被自身的文化基因所编码了一样，给人和事物划分好坏与对错，而这种建构出来的二分法给予我们一种幻觉出来的控制感。”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对新加坡人身份的执念以至于焦虑也与“新移民缺乏同化以及社会融合”有关。

不过，新加坡的本地主义也有其独特的渊源。作为一个新近成立的多族群、多语言的国家，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无法建构于共同宗教、历史、语言等常见的“想象共同体”材料之上，而是主要来源于对本国国土、法律及生活方式的效忠，而其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就是男性义务兵役。新加坡国家认同根基较新，国土面积较小，处于各方势力的交叉点，面对外来干涉相对脆弱，因此对本国国家安全和公民身份更加敏感。同时，新加坡又是移民国家，三大族群华人、马来人及印度人各有其文化意义上的母国，且对文化母国的民族主义在中老年新加坡人口中仍具有一定影响。因此新加坡人，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本地主义，往往也建立在与这些实际上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他者”的区分以至于排斥之上，即我们并非文化母国的公民，而是新加坡公民，因此积极拥抱西方文化及使用英语。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三大族群起源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路径与新加坡迥异，且其国民所接受的教育和历史记忆，价值观，常用语言（七成新加坡华族家庭即使在家中都使用英语，更为年轻、社会阶层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当中英语更是占绝对优势），以及口音，着装，举止均与新加坡本地公民有所区别，因此与本地公民造成的文化冲突不可小觑。而由于土生土长的男性公民必须服两年义务兵役，缺少这一关键经历及最重要的国民教育的外国人，即便日后获得了永居身份或国籍，也会受到质疑。

最后，鉴于国家生育率连年下降，新加坡政府自2013年后曾一度积极吸纳移民，永居身份获取及归化政策也有所放松，而这也导致了一些本地公民的不满。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开放一方面使得新加坡可以以低廉成本雇佣建筑工人等劳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优质人才以提升其国家竞争力，对新加坡的经济不可或缺，因此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力陈引进外国人才对招商引资以至于创造本地就业的重要性 。但是，不少本地公民质疑政府的移民政策导致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外国员工由于无需每年服固定的义务预备兵役，不需雇主支付社保费用，且愿意为获取签证和居民身份而接受比本地公民更低的薪酬，因此反而具有一定优势；同时，新的外资企业中，高薪职位也往往由非本地公民出任。随着新冠疫情爆发，新加坡失业率上涨至4%，本地公民对于政府鼓励外国人来新加坡就业，或是赞助非本国留学生前来接受教育后移居的不满更加明显，而对于移民政策的质疑也是人民行動黨在去年大选中得票率骤降8.63%的原因之一 。因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9月的国会致辞中强调将保证本地公民就业 ——其结果就是在新加坡2020年1月至9月新增的失业人口中，有九成为外国公民 ，而网上关于外国人才抢饭碗的讨论也甚嚣尘上。

新加坡政府的立场

这一有关“真正新加坡人”的讨论是新加坡人对于自身国民身份认同危机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既要鼓励外来人才移入以维系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不少本地公民又对新移民与本土居民在文化上和生活经历上的不同耿耿于怀，尤其是在兵役造成的所谓机会不平等问题上。而这又因为大部分移民其实与本地公民属于同一族群而变得尤为敏感：本地公民一方面希望保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同族群移民的独特性，同时面对新加坡国内其他族群时又具有族群上的独特性；而其他地区的同族群移民前来新加坡，又会因为这种差异产生的心理落差而更加抱团，间接影响了其同化效率。

在年轻人压倒性地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对文化母国淡漠，新加坡也试图让本地公民，尤其是华族公民更加全面地了解新加坡华人此前的身份认同困境。在2019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方面回顾了去殖民化以前各族裔新加坡人积极资助母国民族主义革命及反殖民运动，在抗日战争与母国同仇敌忾的历史，强调不能忘记“先辈为自己的祖国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是一种高贵的情操，也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精神遗产”。另一方面又援引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讲话，强调新加坡华人在独立后选择了留在新加坡，需效忠入籍的国家，“和其他种族一起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和独立的国家”。同时，他也告诫新加坡人需对新移民具有耐心：“尽管大家与各自的祖国有密切的联系，本地的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裔最终也和华人一样，选择在这里落地生根。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 ，逐渐对新加坡产生认同。同样的，今天的新移民也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完全融入本地社会，认同与效忠新加坡。”

当然，如何看待与本地居民的文化母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来自这些国家的外来移民，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微妙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导致该国就业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该国又需在中美对峙中找到可维系独立的平衡点的大背景下。新加坡作为一个低生育率的小国，其经济竞争力离不开不断引入移民，如何解决本地公民对新移民的不信任，并在维持自身独特身份的前提下与后者的历史、文化实现和解共生，是新冠疫情结束后的重要课题。

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英语、华语、泰米尔语、马来语

7月12日，美国国家气象局（NWS）发布高温预警，提醒美国西部部分地区市民警惕“前所未有”的高温风险。气象局称，自6月1日起至今，全美已有67个气象站的数据追平或打破了75年来的高温纪录。极端天气下，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等州的电网系统出现大规模故障，国家电网的承受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早在6月29日，美国中部电力独立运营商也发布了最大用电负荷预警，电网运营商预计今年最高负荷将比去年高出5%到50%。危机当前，部分地区主动出台政策减轻电网压力，例如加州电力监管机构和内华达能源公司发布节电警报，要求居民通过调整恒温器和减少电器的使用来节约能源，否则为维持电力系统运行可能需要轮流停电。纽约市官员也向居民发送了紧急移动警报，敦促他们节约能源。然而，面对极端天气下脆弱的电力系统，各州所能采取的措施极为有限，大多州只能选择倡导减少电器使用或临时切断部分地区的电力供给以保证整个电网系统不会崩溃。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已不容忽视，但美国的电力系统显然还没有做好应对准备。面对极端天气，美国的电力系统缘何不堪重负，拜登政府又能否成功应对电网改革的复杂挑战，值得深入关注。

6月，位于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输电塔（来源：Getty Images）

极端高温天气下脆弱的美国电力系统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电力系统面对极端高温天气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其首要原因在于高温限制了电网所能输送的能量，并使变压器更容易发生故障，导致发电厂的效率将大幅降低。但与此同时，酷热的天气又会推高能源需求。由于制冷设备的大规模运转，电网需要源源不断地供电，造成电网过载甚至断电。全球变暖更是使美国的极端天气现象更加普遍，电力系统愈发不堪重负。

此外，天灾人祸并存对美国多地的电力供应构成了另一重大挑战，使得电网在这个夏天之前就面临重压。天灾方面，发电厂往往都需要依靠水来冷却其系统，因此干旱缺水极易导致发电厂停运。但受此次极端高温天气影响，美国西部90%以上的地区遭历史性严重干旱，湖泊水位下降，河床干涸，极大影响了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转。美国西部地区电力管理局临时局长和首席执行官勒博（Tracey LeBeau）称，在今年的干旱中，科罗拉多河中较低的水位已经影响到发电和输电。这一影响在科罗拉多河流域的米德湖表现得尤为明显，较低的水位已经使米德湖水库的电力输出减少了四分之一，且预计还将进一步恶化，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供应。除面对极端天气的承受能力低下外，美国电力系统仍然面临着老化、输电线路拥堵等沉疴旧疾。据美国能源部统计显示，全美有70%的输电线和变压器运行年限超过25年，60%的断路器运行年限超过30年。种种因素叠加，使得单一的故障也将会在超负荷的美国电网中引发灾难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6月，因干旱而水位较低的内华达州米德湖（来源：NBC News）

美国统一电力调度缺位的问题也是此轮大规模电力危机的导火索之一。美国本土的供电主要是由三大彼此相连但独立运行的电网管辖：东部联合电网，西部联合电网，以及得州电网。美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电网，这意味着在极端天气造成的电力事故发生后，国家一级的电力调度难以做到及时调剂余缺、相互支援，“孤网”自然也很难转危为安，这一问题在今年2月的得州大停电中已暴露无遗。如今，在极端高温天气的负荷下，国家无法统一调配电力，自顾不暇的各州也很少会有电力支援邻州的意愿，最终加剧了电力事故的蔓延。以得州为例，得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公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7日，得州电网在2021年夏季已出现1280次计划外停电，而在极端天气到来前的5月，停电次数仅有90次，电网承受能力在冬季之后再次受到重大考验。

拜登改革电力系统举步维艰

近几个月来，极端天气多次导致美国电网出现严重问题。今年2月，冬季风暴袭击得克萨斯州，导致近500万人遭受连续数日断电的影响。极端天气平均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高达330亿美元的损失，包括工资补偿、库存受损、生产延迟和电网被破坏带来的损失等。电网改革迫在眉睫。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电力系统的建设，并将目光聚焦于提高电网效力、继续推广清洁能源以及改善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上。7月12日，拜登在访问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市时称，“随着气候变化诱发的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我们需要进行投资，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电网来承载这些电力”。在此之前，拜登也曾在三月和四月分别提出2.3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和超80亿美元的改善美国电网的计划，以提高电力系统的覆盖范围、可靠性和面对灾害的韧性。

然而，电力系统改革的最大瓶颈是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和当下陈旧薄弱的电力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首先，可再生能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控性。近年来，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飞速发展。根据EIA的数据，2020年，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占美国电力的21%，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翻倍。此前，电力部门可以通过控制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来源基本掌控有多少电力进入电网，从而在源头生产较为稳定的电力。尽管电网目前仍然依赖大量的煤电，但越来越多的电力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等具有较高的不可控性的可再生能源，使电力部门面临着平衡发电量的难题，在愈加频发的极端天气下尤为如此。例如，全国风力发电量最高的得州在白天更多利用太阳能发电，在夜间则需要更多地供应风电，而类似的例子在美国尤其是新能源发展势头迅猛的州比比皆是。除此之外，美国老化的电力系统也缺乏能力使用或储存这些能源，使大量潜在的电能被白白浪费，难以储备充足的备用电源以应对停电事故，甚至还加重了其在极端天气下的承载压力。在佛蒙特州，由于电网已经达到最大限度，太阳能和风能只能暂停发电以防止电网因过载崩溃。在一些州，公用事业部门也会选择付钱给风电厂以关闭其风力涡轮机，从而减轻电网面对大风天激增电力的压力。

可再生能源在未来预计将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电力来源（来源：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拜登政府的电力系统改革还面临各区域电网间调度协调不便的难题。美国电网具有典型的分散化发展模式特点，全国共有三大独立运行的电网和500多家电网企业，这种区域化的发展格局和碎片化的产权结构使不同所有权属的电网逐步互联发展起来，形成了分散的电网管理机制。同时，在联邦政治体制下，美国各州电网监管权限大，而联邦职责相对有限。以管理最为松散的得州为例，1996年，得州成立“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并建立纯市场化的“独立性供电组织”（ISO）。ERCOT只负责监督、管理和规范本州发供电企业的市场经营行为，而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则只对ERCOT负监督之责。面对危机，各州更多从自身利益出发，难以实现全国能源布局的统筹及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种种因素导致美国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电网，增加了各区域电网间调度协调的难度，对电力系统的安全构成较大威胁。

结语

时至今日，美国电网面临电网安全可靠性较低、可再生能源消纳困难、整体协调统一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如果不积极采取行动，与极端天气有关的电力系统事故数量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总体而言，此次大规模停电暴露出极端天气下美国日益脆弱的电力系统，也给拜登政府的改革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在今后的发展中平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以及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愈发频繁的发展环境等问题，同样是各州和整个美国社会都要思考的问题。一方面，美国的电力基础设施亟待修缮。电网承受能力的提高是降低极端天气电力事故发生频率的关键。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开发迫在眉睫。只有通过技术提高电网的弹性，才能最大程度减轻极端天气对电网运作能力的负面影响。拜登政府能否成功应对极端天气下电网改革的挑战还有待观察。

本文审校：郭雷 葛健豪

图源：Valerie Baeriswy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拜登上任之初曾称其外交政策重点在于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修复美国在亚洲与欧洲地区的盟友关系，但近日拉美“后院起火”则对拜登政府的优先议程形成了挑战。海地总统被暗杀进一步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局势，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寻求庇护的人数不断扩张，加剧了拜登政府在边境面临的困难。作为反“民主”趋势最明显的两个国家，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国内矛盾将进一步激化，促使更多人走上移民的道路。即使是曾经因其经济成功而受到称赞的秘鲁，也正在努力应对政治动荡带来的影响。从“稳定的后院”到“值得关注的地区”，拉美国家的动荡将引起拜登政府的注意。本文回顾新形势下拉美地区之于美国的利益所在与拜登政府的拉美政策，分析拜登政府拉美政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并预测其拉美政策走向与前景。

拉美地区的地位及拜登政府的拉美政策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拉美地区这一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主要内涵更加丰富，主要体现在移民问题、民主制度、气候变化三个方面。

移民问题方面，拉美是美国移民群体的主要发源地。美国政府一直与北三角州——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政府存在分歧，这些国家是试图进入美国的大量移民的来源，也是拜登政府计划拨款帮助解决移民“根本原因”的目标接受国。自1990年以来，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移民的目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据美国皮尤中心的统计，2017年美国仍然是拉美地区67%移民的首选目的地。非法移民带来的毒品贩卖、武器泛滥等等问题，同样对美国的安全和稳定提出了一系列挑战。解决移民问题是拜登政府作出的重要政治承诺，也与民主党的支持率息息相关。

图源：Pew Center

民主制度方面，拉美是美国推广自由民主的前沿阵地。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利益至上”风格不同，拜登更强调民主价值观与团结盟友力量，西半球依然是美国在价值观上大体相符的邻邦。特朗普的各项政策削弱了美国作为民主捍卫者的道德权威，拜登需要证明特朗普任内所形成的混乱绝非正常，美国依然是人权和民主方面的可靠盟友，而拉美是一个绝佳场所。

气候变化方面，拉美是美国完善并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必争之地。当下气候变化在美国政府的议事议程上占据着空前领先的地位，拜登高调任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为气候特使，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这表明美国将在气候议题方面大下功夫。现阶段，拉美地区的进步仍然依赖于采掘型经济，新冠病毒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倾向，有巩固碳密集型增长的风险。对于资源的适当开发可使得南北美洲均能获益，进而促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达成。与拉美地区加强气候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不仅符合拜登政府的议程设置，也将为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领导力的提升添砖加瓦。

拜登的拉美政策主要集中于处理移民问题，这将对国内政坛产生重要影响。拜登曾明确表示他的拉丁美洲政策将与特朗普的政策大相径庭，其移民政策显得相对更为温和与宽松。墨西哥边境隔离墙的暂停、庇护规则的变化、被分开的家庭重新团聚以及其他拟议的移民改革将在整个地区得到认可。通过2021年美国公民法，拜登提出了一项40亿美元的四年计划，旨在减少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暴力、腐败和贫困，这些都是近年来许多抵达美国-墨西哥边境寻求庇护的移民的祖国。该法案还将在整个中美洲建立中心，供人们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寻求难民安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6月会见了哥斯达黎加地区的外长，重点讨论了移民的根本原因，包括经济层面面临的挑战。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随着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拉丁裔逐渐成为加州人口数量最多的族裔，这便让共和党多年经营的“反移民卫士”形象陷入窘境。有研究称，面对共和党的反移民主张，拉丁裔选民如同加州政治格局中“沉睡的巨人”（sleeping giant）被惊醒，不仅投票率有所上升，而且对民主党支持率极高。

拜登时期的拉美政策机遇与挑战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高级研究员瑞恩·伯格（Ryan Burger）称，“美国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拉丁美洲是稳定和力量的源泉，但如今这个地区已经不是过去我们认识的那样了。”在地区影响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拉美政策将面临何种优势与挑战？其政策又将走向何方？

图源：Susan Walsh/AP Photo

在处理拉丁美洲地区事务方面，拜登政府具备较为丰富的经验。在担任参议员时，拜登在人权斗争和1978年的巴拿马运河条约中做出了让步，这些条约将运河和邻近地区的控制权逐渐过渡给巴拿马，因而在该地区受到广泛支持，打下了良好的民意基础。副总统时期，拜登领导了奥巴马政府与墨西哥关于经济、对中美洲的安全和移民等方面的对话，并历史性地实现了同古巴政府外交关系的恢复。拜登的团队成员也不乏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能够为决策提供充分的支持。

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拉丁美洲的经济遭受重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拉美经济体可能要到2025年才能恢复大流行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许多经济学家预测，该地区可能面临类似于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另一个“失去的十年”。贫困与死亡人数一样不断蔓延，仅在巴西就有超过50万人因新冠而去世，旅游业的中断颠覆了墨西哥部分地区和许多加勒比海岛的经济，拉美国家对于医疗卫生与经济援助的需求为美国在该地区的重新介入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在拉美地区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特朗普任期内的负面政治遗产与中俄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提升。

拜登的拉美政策需要在修复特朗普造成的破坏的基础上进行。拉美地区并非特朗普的施政重点，他只是致力于将拉美难民贴上恐怖分子、毒贩和强奸犯的标签。特朗普扭转了奥巴马为改善与古巴关系而采取的初步措施，强调对委内瑞拉的严厉制裁，并暗示推翻该国总统。在卫生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该地区，使得拉丁美洲政府转向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国际组织的疫苗，美国却未能在拉美及时占领卫生外交的高地。

对拜登而言，中俄在拉美地带扩大影响力对美国造成威胁。过去十年中，中国在经济和外交层面在拉美地区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成为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达成紧密合作。共19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巴拿马断绝了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2020年2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古巴、墨西哥与委内瑞拉，并表示俄委两国将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与军事领域合作。中俄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不仅是对于真空的填补，也限制了美国在拉美采取行动的步伐。

拜登政府“重返拉美”意愿缺乏

拜登政府面临着沉重的国内压力，前奥巴马政府西半球事务部高级官员瑞贝卡·比尔（Rebecca Bill）称，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有忽视拉丁美洲的倾向，应针对北三角以外的地区制定连贯的长期战略，并呼吁拜登政府进行“富有成效的接触”，以重建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共和党人也很快指出拜登政府对古巴抗议活动反应缓慢，这种指责可能会在南佛罗里达州选民中引起共鸣，使得该州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偏向共和党。几个月来，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一直批评美国政府对边境的处理方式，包括向那些考虑是否移民的人释放模糊信号。随着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显示一些人被允许留在美国，移民家庭与儿童开始大量涌入。在多方压力之下，拜登政府对于拉美政策的形成与推进却显得意兴阑珊。

首先，阿富汗战争带来的战争疲劳与反战情绪仍在蔓延，使得美国对于海外军事干预心有余悸。在恐怖主义滋长与国内政局动荡的影响下，阿富汗局势依然难言乐观，这促使美国对于海外军事干预的态度产生了广泛的转变。拜登政府虽然同情人道主义灾难，且对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的海地难民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保持警惕，但并未对于派遣美国军队进入内乱地区表现出热情。拜登政府曾明确表示将不会武力干涉海地内乱，无疑传达出对于拉美地区的立场与态度。

其次，拜登政府一再推迟人事任命，整合政治资源步履维艰。拜登政府提名的西半球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克尔斯（Brian A. Nichols）是职业外交官，曾担任驻秘鲁大使。布莱恩率先制定了打击非法采金、非法采伐、野生动物贩运和环境退化的战略，支持美国在秘鲁的贸易和投资，每年将农产品销售额增加到10亿美元以上。作为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布莱恩的当选将有力巩固美国与拉美之间的纽带。今年5月，布莱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确认听证会，然而参议院的投票尚未安排。大使身份迟迟不能敲定，释放出拜登政府对于拉美政策犹疑的信号，也极大阻碍了其参与拉美事务的步伐。

结语

随着拉美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混乱升级，特朗普政府的负面政治遗产与中俄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攀升对拜登的拉美政策施加了一定压力。阿富汗战争的影响使得拜登政府军事层面的活动将更加谨慎，人事任命的拖沓也释放出犹疑不定的信号。拜登政府仍将以口头声援或短期援助为主要手段，短期内不会实现拉美政策的整体转向，美国“重返拉美”将遥遥无期。与此同时，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将受到多重国家危机的制约，这可能会消耗政府的时间、政治资本和支付能力。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欧洲和亚洲将优先于拉丁美洲。下一次美洲峰会预计将于2021年下半年在美国举行，拉丁美洲与美国进行对话的机会之窗将再次打开，彼时拜登政府的拉美政策也将进一步明晰。长期来看，由于拉美地区“美国后院”的基础性地位，拜登政府将不得不被迫在这一地区投入更多资源。

本文审校：葛健豪

引言

当地时间2021年7月23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2020东京奥运会的开始。因疫情原因，本届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成为奥运史上首次延期举行的奥运会。虽然新冠疫苗已经开始接种，新冠重症以及死亡人数也正在减少，但随着一些国家放松公共卫生措施及民众出现“抗疫疲劳”，以Delta为代表的变异病毒株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疫情的走向，对世界公共卫生治理与社会发展造成持续影响。疫情下奥运会的相关防疫规定与措施存在各种漏洞，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以及游行示威活动。本文主要梳理与分析了本届奥运会的疫情形势及防疫措施。

图源：statista

1. 状况频发的防疫背景

1.1 筹备：组织问题与财政不透明

从东京奥运会筹办之始，日本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暴露。一方面，日本东京奥运会接连发生高层人员引咎辞职、志愿者集体退出等负面事件。例如，2021年2月，日本东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因歧视女性言论迫于舆论压力辞去担任七年之久的东京奥组委主席一职；截至6月，近一万名原计划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服务的志愿者已经宣布退出，占到志愿者总数的八分之一。另一方面，奥运会筹备程序中严重的不透明和损耗问题也逐渐显露。据相关采访报道，本次奥运开幕式的预算公开信息有165亿日元，然而实际上可用资金仅仅只有10亿日元。

1.2 防疫：日本疫苗接种工作的困局

图源：Our World in Data

图源：Kyodo News

由疫情和防疫缺陷造成的风险和威胁，在奥运期间进一步显现。2021年5月，医护人员在疫苗接种过程中误为5名老人注射了生理盐水比例过高的疫苗。5月下旬以来，日本各地屡次出现储存新冠疫苗的冰柜电源插头从插座中脱落的事件，致使约2100剂疫苗报废。6月，因冷藏库停电所致温度异常，6400剂疫苗失效。日本疫苗接种工作的失误层出不穷，还包括接种浓度不足、误给人一天打两剂疫苗、两剂疫苗接种间隔被搞错、注射未经稀释的疫苗原液、打空针、重复使用注射器接种等问题。在接种疫苗方面，截至8月5日，日本仅有32.9%的人完成了疫苗的完全接种。此外，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对15个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日本民众对疫苗的信任度最低，而日本疫苗供应短缺及其官僚主义障碍也阻碍了疫苗接种的开展。

1.3 场外：民众的反对声浪

同时，出于对日本疫情与经济的忧愤，据民调显示，83%的日本民众反对东京奥运的举办。许多民众甚至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一意孤行办奥运的决定。在奥运开幕当日，日本东京都多处出现了要求停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示威活动。尽管日本警方出动多数警力维持秩序，现场场面仍一度十分紧张。反对者们认为，举办奥运是政府出于金钱利益的考虑，而对于疫情下恶化的医疗与经济环境没有实质帮助。

1.4 危机：东京疫情的现状与预期

与日本全境的情况类似，东京防疫形势不容乐观。7月以来，日本东京等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疫情反弹。在奥运之前，东京已经连续多日增确诊人数超过1000例，每日感染人数急剧增长。有学者指出，东京正在面临“迄今为止最大的危机”，这一次，有可能每天将有超过3000 人被感染，新一波疫情会在全日本范围内蔓延，并出现住院病例年轻化趋势。类似地，东京奥组委六月召开第三次新冠疫情对策专家圆桌会议后也认为，奥运期间预计每天平均有7.7名海外运动员或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对此，日本政府在7月初第4次对东京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实施期限为7月12日至8月31日。这意味着，东京奥运会将全程在“紧急事态”下进行。在紧急事态宣言地区，日本政府防疫的基本思路是进一步强化对疫情扩大的主要源头——餐饮场景的应对，同时针对Delta变异株的情况，采取抑制人员流动、积极进行检测等措施，落实防疫方针。宣言要求民众严格落实防疫请求，包括自觉避免不必要、不紧急的外出和出行；举办活动等需遵守县政府设定的5000人上限、50%容纳率等规模限制条件，并在21点前结束；提供酒类或卡拉OK设备的餐饮店等请配合停业请求，其他的餐饮店请配合将营业时间缩短至20点前（外卖和外带除外）；禁止在路边、公园等场所聚众饮酒；以及呼吁经营者通过运用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和促进休假等方式，尽量将上班人数降低七成。

实际上，日本政府防疫宣言多为软性的“请求”，缺少硬性的执行规定，宣言请求的具体落实时的防疫效果存在变数。例如，出现了规避政策要求的一些现象：一些店铺表示自己“遵守规则”，只是把酒放在桌子上，是客人自己喝的。一些民众虽然没有在夜晚前往餐饮店聚会，却仍然聚集在街头露天饮酒。这样的现象反映出部分民众的防疫意识有待提高，也映射了东京奥运会防疫规定与执行的巨大缺陷。

图源：BBC

图源：statista

图源：东京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策网站

图源：东京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策网站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与治理机制之下，日本防疫形势不容乐观，举办国际体育盛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尽管日本病例数量从5月中旬开始曾有所下降，每天在100至400例浮动；然而，这一下降的趋势很快又已经被逆转，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此前，专家分析指出，主办城市东京的每日感染病例数需要降到100以下，才能安全地举办奥运会。而奥运期间的实际感染人数也正如此前学者预测，很快超过每日3000例，总体呈增长趋势。因此，从未“达标”并且仍在恶化的东京疫情，对奥运会的举办造成了可以预见的安全风险。

可见，应对新冠病毒，日本社会的抗疫组织工作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为了应对新的Delta变异毒株，一方面需要医疗技术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求着更高精度、高效率的政策治理。当前，Delta变异株横行各国，以其变异导致的病毒传染性及致病性的变化：病毒的突刺蛋白发生变异，从而使其传播力明显增强，并且发展出了一系列较原先毒株更具威胁的能力，如能够增加患者呼吸和咳嗽时释放的病毒载量，更长时间地存活在空气，更有效地入侵人体细胞，更可能增加疾病严重程度，更深地潜入细胞内的预警机制以及更有可能逃逸免疫应答，更多地降低疫苗的保护效力。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分析，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病例可能占东京都近日新增确诊病例的77%。

面对更高传染性的Delta变异病毒株及新一波疫情，日本政府内部在是否采取更严格封城措施及修改相关法规上存在争议。日本首相菅义伟认为封城抗疫措施并不适合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也表示日本的体制不可能实行更严格的抗疫措施。日本《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强调，在制定抗疫政策时应将对私权的限制控制在最小范围。有学者认为，日本有过此前的历史教训，因此会避免执行一些对私权限制过度的行为，抗疫更多需要民众的自觉与自律。目前，为了应对新增疫情可能造成医疗系统崩溃的情况，日本政府更新了医疗提供机制，即患者（除重症患者）居家疗养，以确保疫情严重地区的病床床位。除此之外，在传统的封城、隔离令等行政防疫措施方面外，日本政府尚未加强相关措施。简而言之，本已不足的防疫工作，再加上Delta毒株的新威胁及奥运会举办的巨大压力，都大大加重了东京的防疫负担。

2. 东京奥运防疫措施：漏洞与危机

2.1 “气泡方式”与奥运疫情应对措施

为防控新冠疫情，奥组委提出了一个极其理想的防疫形式——“气泡方式”，隔断运动员和外部的接触，从而最小化病毒感染的风险。例如，机场安排赴日的奥运相关人员在专机抵达后通过专用通道办理手续入境，并由工作人员引导在机场内的行动路径，从而与普通旅客保持空间和时间上的区隔。

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国际残奥委会（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和东京2020奥组委（Tokyo 2020）联合发布了第三版（最终版）《疫情应对措施手册》，介绍了奥运期间将会实施的总体应对措施，旨在帮助各利益相关方更好地完成准备工作。这些措施包括前往和抵达日本的相关事宜、奥运会期间的安排以及离开东京事宜。具体措施包括“戴口罩前和摘口罩后洗手”“定期并全面地洗手，至少30秒，最好使用肥皂和温水。或者用免洗洗手液”“口罩一旦受潮就需要更换；炎热潮湿的天气可以使用比平时更多的口罩”等等。在其他日常生活出行方面，手册还规定运动员在日期间禁止乘坐公共交通，不能前往旅游景点、商店、餐厅、酒吧、健身房等公共场所。

在日常病毒检测方面，奥运会比赛期间，运动员每日需要进行日常唾液抗原定量筛选试验（quantitative saliva antigen test）。在比赛过程中，手册要求“避免握手和拥抱；仅需要教练喊叫沟通的一些项目、和视力障碍运动员的沟通交流，允许喊叫”。一些比赛项目也有其具体的防疫相关规定，例如乒乓球比赛不允许球员用手或毛巾接触球台、不允许吹球。

同时，考虑到日本多个地区进入紧急事态，本届奥运会允许有现场观众观看的比赛只剩两个项目、三个赛场（宫城县和茨城县的足球比赛、静冈县的场地自行车比赛）。更具体地说，茨城县的足球比赛只允许学生入场；在札幌举办的马拉松和竞走比赛，在静冈县举行的公路自行车赛和山地自行车赛，奥组委也要求民众不要前往观看。

2.2 防疫规则漏洞与现实案例

尽管东京奥运防疫措施的规定非常细致，但事实表明这些规定的实际实施效果不佳，“气泡”或许从一开始就已经破碎。事实上，许多海外代表团没有乘坐专机，而是与一般乘客同乘普通航班前往日本。飞机落地后，很多运动员与普通乘客在航站楼内并排行走；在取行李、上洗手间等情况下，一些海外运动员不可避免地突破了隔绝于其他乘客的“气泡”；机场内众多海外运动员巡回走动，更有部分人员未佩戴口罩。

随着入境人员的增加，潜在的问题进一步显现。例如，东京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甚至成了一些日本网红的“打卡点”，网红们强行靠近到港的运动员自拍合影，现场也没有工作人员、保安等上前制止。此外，乌干达代表团一位教练在入境时确诊新冠肺炎，结果仅该教练一人隔离，其他选手尽管客观上属于感染者“密接人员”仍正常入境。

在奥运会赛程中，日本国内的相关人员可以自由地进出“气泡”。比如酒店的工作人员在接待完海外运动员后，或者日本记者在进出东京奥运会赛场采访后，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正常下班，次日再从家里回到工作岗位。奥运酒店也并非专为代表团设置住宿，在日普通住客仍可以入住其他楼层。因此，酒店内的公共场所，如餐厅、公共厕所，都可能成为发生感染的高危地带。例如，巴西柔道代表队入住的酒店，就出现了多名酒店员工确诊阳性。

实际上，《疫情应对措施手册》中诸多关于生活出行的要求，和《紧急事态宣言》类似，都属于一种软性规定，监督难度高，可行性低。例如，日本当地已经出现了运动员未报名出行逛街，但没有惩处手段。乌干达代表团举重选手尤利乌斯·塞奇托雷科（Julius Ssekitoleko）在抵达日本之后因世界排名变动而失去了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而后在大阪府泉佐野市失踪（20日在三重县被当地警方找到，21日被遣返）。

在日常检测方面，纽卡斯尔大学医学公共卫生学院（School of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Newcastle）的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发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真的有可能不受疫情影响吗？》（Is a COVID-safe Tokyo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really possible? ），其中指出了对奥运会日常病毒检测方式的怀疑：对资源有限的许多运动员来说，快速抗原检测（rapid antigen tests）是唯一可用的检测方法，然而其灵敏度远低于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ests），可能发生漏诊及病毒传播事件。

此外，某些具体比赛的规定也在客观上给运动员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例如，本届奥运会规定乒乓球比赛不能触摸球台和吹球的规定，使得备战变得“极其艰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运动员的发挥。此外，比赛过程中存在的“选择性”防疫要求现象，或许正是东京防疫措施的一种缩影。防疫措施更多依靠自觉遵守，执行较为松散，从政策制定到具体执行的明显落差没有被仔细考虑和及时更正。日本民众对东京奥运前期的警示和抗议，奥运期间曝光的防疫漏洞，并未促使政府出台全面并且及时的改进措施。许多对东京奥运的担忧，伴随着民间的抗议和专家的警告，都逐渐成为现实。

3.反思：东京奥运防疫的全球治理启示

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仍然存在提升空间。日本防疫漏洞警示着现代社会治理中民意与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重要意义。正如一位奥组委成员所评论的，本届奥运会让日本社会的积弊暴露了出来。若能成为日本人重新审视自我的契机，那么在日本举办或许多少有了意义。2021年，国际奥委会会议通过了对奥林匹克格言的一项修改，承认体育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重要性——将“一同”（together）加在“更快、更高、更强”（Faster, Higher, Stronger）的后面。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在开幕式上的致辞，“让我们珍惜这个时刻，因为我们一起在这里：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代表团，以及难民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只有我们站在一起，才能应对我们时代的很多挑战！”

本次奥运会的防疫经验同时启示着世界各国如何更科学地应对公共卫生压力与突发事件及更有效地组织及举办大规模的赛事或会议活动。处理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我们需要公共政策及时有效的响应与更新机制，尽早发现风险并且有效解决问题。

以日本东京“气泡方式”为鉴，尽管日本医学专家已有每日超3000人感染和安全举办奥运需每日新增感染不超过100人的预测，民众已有对他国运动员赴日感染的担忧，以及在海外代表团抵达过程已经显露出“气泡”的脆弱性，日本政府及东京奥组委未能做出全面且及时的响应。疫情应对措施中生活出行的规则未被部分奥运相关人员遵守，比赛过程中的“选择性”防疫要求，许多从政策制定到具体执行的明显落差没有被仔细考虑并且及时更正。在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大背景下，举办世界体育盛会，亟需一个更创新的、更高效的方式。

例如，在公共卫生政策上，应当制定以及执行一种更加精细化、更高效的防疫政策。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考虑，可能将制定“一馆一策”的防疫方案，增加一些场馆的临时设施；北京市将构建一种专业而迅速的多层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体系，参考已经在京津冀三地建立的疫情通报、病例分析资源共享和联防联控等合作机制。

在新技术治理上，北京奥组委将积极采用新技术、创造防疫管理的新可能。例如，可穿戴式的智能体温计将适合大型赛事疫情防控体系中推广应用：将指肚大小的智能体温计贴在皮肤上，下载手机应用后绑定，便可实时监测体温数据，自动上报后台；一旦发现温度异常，防疫系统将及时作出应对。此外，智能物流机器人能在大规模聚集活动中最大化减少的接触和风险：物流机器人采用智能导航策略，在场馆内自由行驶，具备跟随功能，从而可以完成辅助搬运工作，大到冰球装备，小到文件材料和餐厅用具。

总而言之，对这些现实的困境的观察和研究，可以推进下一次盛会更好地组织和举办。我们应当认真听取多方分析与意见，试行解决相关风险的更新措施，在实践中及时地获得有效反馈。

本文作者：曾诚｜本文审校：余卓朋

编者按：8月16日，马来西亚科学部长凯里（Khairy Jamaluddin）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总理穆希丁已于当日觐见最高元首，并代表其领导的内阁向国家元首递交了辞呈，马来西亚政局持续面临紧张与未知的局面。本文著于8月上旬，对马来西亚近一年多以来，一边应对疫情反弹，一边处理派别内斗的政治乱局进行了分析与回顾。

马来西亚议会围绕是否应该解除新冠疫情紧急状态的讨论陷入大乱，使得去年3月才刚刚上任的总理穆希丁（Muhyiddin Mohd Yassin）面临下台危机。7月29日下午，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Abdullah of Pahang）发布声明称，穆希丁内阁原于24日承诺，最高元首将把紧急状态条例提交国会讨论，但如今停止紧急状态的阁议未经国会讨论亦未经最高元首批准。对此，苏丹阿都拉表示“非常遗憾”，批评穆希丁政府误导国会及民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法理上为仪式性角色，但实际上仍有一定权力，而最高元首公开批评执政政府，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前所未有。

穆希丁领导的“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 PN）政府，本就是原执政的“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 PH）发生分裂政变后，获得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及原长期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多简称巫统）支持，才出现的脆弱产物。即使在危机前，穆希丁政府在国会中也仅获得222席中的115席支持，就任以来政治危机不断。在最高元首发表声明后，在野党领袖安瓦尔（Anwar bin Ibrahim）及前总理纳吉布（Najib bin Abdul Razak），甚至包括穆希丁主要盟友巫统党主席阿末扎希（Ahmad Zahid）都要求穆希丁辞职，使得本就如履薄冰的穆希丁政府风雨飘摇。8月3日，巫统党籍能源部长三苏安努亚（Shamsul Anuar Nasarah）辞职，同时11位巫统议员撤回对穆希丁政府的支持，使其丧失国会多数。但穆希丁仍然拒绝辞职，而是将以疫情为由将国会推迟至9月重开。该决定获得原本被认为与总理关系破裂的最高元首批准，且苏丹阿都拉同意在重开国会后才举行信任投票，此举显然是允诺穆希丁，在一个月缓冲期内重新获取半数支持。8月6日，马来西亚副总理、巫统副主席依斯迈沙比里（Ismail Sabri bin Yaakob）又与党主席阿末扎希公开唱反调，率领剩余的21名巫统党籍国会议员声称仍然支持穆希丁，并称除此之外还有10位未出席的巫统议员也持相同立场。相关议员认为，既然国家元首已经御准9月进行信任动议，则阿末扎希坚持要求国家元首撤销对穆希丁支持的举动“并不合适”。各方就政治议程的表态和分歧，使得疫情中的马来西亚政局更不明朗。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穆希丁乘2020年政治危机之机上任，其过程并不透明，因此常被各阵营人士所诟病。2018年大选中，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及穆希丁所属的土著团结党，与前副总理安瓦尔所属的公正党结盟组成“希望联盟”，成功击败纳吉布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 BN）政权，实现建国以来的首次政党更迭。马哈蒂尔和安瓦尔本身在政治上亦敌亦友，两人原本都是长期执政联盟“国民阵线”中的主要政党“巫统”的党员，安瓦尔曾任马哈蒂尔的副总理。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对策上，马哈蒂尔与安瓦尔产生分歧，随后安瓦尔被前者革职并投入监狱。出狱后，安瓦尔领导在野党人民公正党，致力于通过议会斗争实现政党更替。2018年，时任总理纳吉布发生“一马公司”（1MDB）财政丑闻后，前总理马哈蒂尔宣布复出，退出“巫统”，并组织土著团结党与前政敌安瓦尔结盟。在击败执政党后，两人商定，由马哈蒂尔先任总理两年，再由安瓦尔接任。

然而大选后，公正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冲突集中在安瓦尔和原署理主席阿兹敏（Mohamed Azmin Ali）之间。阿兹敏自90年代起一直跟随安瓦尔，并在安瓦尔入狱期间，协助组建了公正党，是该党公开的二号人物。2020年2月，在马哈蒂尔与安瓦尔的约定期限到来之际，“希望联盟”开始安排安瓦尔的接棒事宜。但是公正党的阿兹敏派系与不少土著团结党党员开始希望，马哈蒂尔完成剩余任期而非交棒。阿兹敏甚至率先与当时的执政党巫统联系，希望阻止安瓦尔接任总理。而此时仍为“希望联盟”成员的土著团结党，内部也因此发生了分裂。不少反对安瓦尔任相的党员开始要求退出“希望联盟”，转与巫统结盟，但马哈蒂尔对此表示反对。最终马哈蒂尔依照承诺，宣布退任总理及土著团结党总裁两职。

穆希丁在2016年前也一直是巫统党员，曾任多个部长职位。2016年“一马公司”丑闻爆发之际，穆希丁与巫统割席，转投马哈蒂尔的土著团结党并出任党主席，胜选后任马来西亚内政部长。2020年2月24日，马哈蒂尔请辞时，穆希丁表示土著团结党支持马哈蒂尔继续出任总理，随后还欢迎马哈蒂尔重任土著团结党总裁（与主席为不同职位）。但与此同时，穆希丁也有意加入总理竞选，并暗地取得了巫统、马来西亚伊斯兰党等在野党，及原公正党阿兹敏派系的支持。2月28-29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以无法确认哪位总理人选获得多数议员支持为由，召见各政党党魁。最终最高元首宣布，穆希丁得到多数议员支持而出任新一届总理，舆论一片哗然。由于马哈蒂尔此后也宣布取得过半数议员支持，因此穆希丁的当选一直存在争议，其走马上任被视为与最高元首的默许支持有关。结果宣布后，马哈蒂尔指责穆希丁为叛徒，并在穆希丁致歉后仍拒绝与其会面。土著团结党也随之分裂为穆希丁及马哈蒂尔两个派系，同时存在执政及在野议员。而原定接棒的安瓦尔，虽然实现了让马哈蒂尔下台的目标，自己却也沦为在野党，因此安瓦尔也指责穆希丁政府为“走后门”政府。由此可以得出，穆希丁是趁安瓦尔与马哈蒂尔鹬蚌相争之际，而渔翁得利的。

新冠疫情应对不力

在2020年疫情刚刚席卷全球之时，马来西亚政府果断实行锁国及行动管制令，并拨款2500亿林吉特提供“关怀人们振兴经济配套”的经济刺激，早期疫情政策受到肯定。尽管如此，穆希丁政府仍然危机四伏。由于穆希丁的突然上任依靠的主要是最高元首的默认，议员们实际上摇摆不定，土著团结党、巫统和公正党三大政党内部，均就穆希丁任总理一事分裂成两个派系互相内斗。尤其是支持“国民联盟”政府的巫统，本就是因为深陷腐败丑闻才失去政权，选择支持穆希丁后，又屡次以退出执政联盟为要挟，希望换取对本党党员的宽大处理。穆希丁数度被在野党提交不信任动议案，而安瓦尔也一度声称取得过半数议员支持，要求觐见最高元首。但当时由于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因病住院而未马上处理。待到苏丹阿都拉出院后，部分被声称支持安瓦尔的议员澄清，自己并未对安瓦尔出任首相表示支持，穆希丁政府因此再次逃过一劫。

2021年1月疫情加剧之际，穆希丁政府经最高元首批准，颁布有效期至8月1日的紧急状态令。该法令无需经国会讨论即可颁行，使得穆希丁可以免受国会辩论之虞而苟延残喘。但是，这一举措导致大量工厂停工，直接使马来西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重创。马来西亚失业人口一度高达120万，贫困民众生活困难，不少民众需要挂白旗以请求食物援助。然而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疫情治理没有得到改善，德尔塔毒株导致疫情愈演愈烈，新增病例连创新高，8月10日新增1万9千余例，累计病例数也已突破100万例。

一边是民生凋敝，一边是疫情肆虐，穆希丁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是否应在疫情期间重开国会的问题导致总理与最高元首关系渐生龃龉。2021年6月15日，穆希丁曾经表示，只有在每日病例低于两千，或者疫苗接种率高于40%后才会重启国会。但是紧接着第二天的统治者会议就表达了相反意向，谕令总理穆希丁在8月1日来临之际召开临时国会，商议积压数月的疫情相关国是，并称无必要延长紧急状态。7月5日，穆希丁奉旨决定月底国会重启，并发表声明称将在国会上讨论是否继续紧急状态。但是在7月26日重启后的第一次辩论上，其内阁成员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Takiyuddin bin Haji Hassan）却又突然宣布，内阁在国会重启前已通过阁议，于7月21日废止相关条例，将于8月1日停止紧急状态，因此无需在国会讨论该议题。

此举引发舆论哗然，除有关民生与防疫的辩论外，更重要的是穆希丁内阁未经国会讨论，即宣告废止紧急状态，而相关决议是否已呈报国家元首也仍然未知，恐触犯宪政危机。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制，最高元首按照宪法原则上为仪式性职位，会按照内阁建议签署法案。紧急状态条例为内阁颁行的行政法规（ordinance），因此穆希丁政府认为内阁有权绕开国会自行撤回。但事实上，紧急状态令的撤回需要得到最高元首的批准，而最高元首此前与政府达成的共识是，需先提交国会讨论。因此最高元首及国会在野党均指责，穆希丁此举不仅欺君甚至违宪。

今后发展

穆希丁政府看起来一直岌岌可危，但是直至目前都仍然在位，并采用拖延战术阻止议会召开。在最高元首罕见发表批评声明后，截止8月1日，前总理马哈蒂尔与纳吉布、在野党“希望联盟”领袖安瓦尔、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均要求穆希丁辞职。而穆希丁则发表声明称，内阁撤回紧急状态令合乎宪法，并以国会出现70个新病例为由，将原定于8月1日召开的国会推迟至9月。随后，国家元首同意在推迟后的9月国会上才讨论不信任动议案，穆希丁政府得以继续执政。目前来看，如果重新大选，可能出现多种政治组合：巫统的“国民阵线”与“希望联盟”可能联手组成新的执政联盟；执政联盟“国民联盟”可能选择换人，也可能选择让穆希丁继续留任；“国民阵线”、“希望联盟”和“国民联盟”也可能组成大联合政府。未来数月，马来西亚政局的发展将持续引发关注。

图1 马来西亚国会政党议席分布图（2020年8月3日，注：巫统/UMNO党内有12位议员宣布撤出对国民联盟的支持）

马来西亚总理由下议院中取得过半数支持的人选经国家元首任命后产生。下议院共222议席，其中2席空缺，故需取得至少110席。而此前穆希丁的土著团结党与伊斯兰党组成的“国民联盟”政党联盟只有50席位，为了组成少数派政府，需要依靠巫统带领下的“国民阵线”联盟政党及砂拉越政党联盟提供信任供给，才勉强保住了220议席中的115席席位。而如今巫统党已有至少11位党员宣布撤回支持，如穆希丁政府失去议会半数，则必须辞职或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具体如何选择，将由最高元首定夺。

目前的马来西亚有三大政党联盟：在下议院中，穆希丁领导的“国民联盟”拥有50席；巫统带领的“国民阵线”联盟拥有43席；安瓦尔带领的“希望联盟”则拥有91席。因此，巫统的选择是决定谁可以执政的关键。巫统对执政权力觊觎已久，此前已使穆希丁任命巫统党员为副首相，之后更可能要求新的执政联盟任命巫统党员为首相。然而，巫统内部对是否与穆希丁联手存在分裂。一方面，巫统党主席阿末扎希和早与穆希丁割席的前总理纳吉，对于与穆希丁的合作都并不热衷。4月以来，两人不停放出风声，希望巫统的人选可替换穆希丁，甚至与从前的政敌安瓦尔屡次接触。另一方面，包括现任穆希丁政府副首相、巫统副主席依斯迈沙比里，以及巫统财政负责人兼外长希山慕丁则主张，继续留在“国民联盟”政府内。在这种情况下，巫统及其“国民阵线”很可能无法再追求统一立场，各个议员将按照自身利益选择支持对象，这进一步使得竞选结果扑朔迷离。目前有关巫统及“国民阵线”的消息四起，先是希山慕丁称大部分议员仍然均支持穆希丁，随后巫统总秘书辟谣称拒绝穆希丁任相，但并不拒绝与“国民联盟”继续结盟。各方说法不一，因此前景仍然十分不明朗。

在上一次选举中，穆希丁半路杀出之后，安瓦尔与马哈蒂尔实现和解，如今安瓦尔是在野党领袖。而鉴于巫统个别高官与安瓦尔通话，也有关于安瓦尔的“希望同盟”与巫统结盟的猜想。不过，也不排除国家元首对穆希丁丧失信任后，主动邀请安瓦尔组阁，而目前也仍未取得多数的安瓦尔则需要在巫统内部，甚至穆希丁的原“国民联盟”中寻找新的支持者。

目前来看，穆希丁政府看似大势已去，实际上也有自身优势。第一，作为执政政府，又时值疫情，可以使用“脱字决”延迟国会。而最高元首同意穆希丁延迟国会至9月召开后才举行信任投票，本身也意味着尽管国家元首罕见批判首相，两人关系仍未完全破裂。第二，巫统与希望联盟的矛盾更难以调和。希望联盟2018年大选时以打击巫统腐败为名，取代巫统的执政地位，因此与“国民联盟”合作相对更加安全。第三，部分巫统议员的退出反而有利于穆希丁政府摆脱此前的丑闻。阿末扎希等巫统高级成员多次以撤出对“国民联盟”的信任供给为要挟施压，要求穆希丁对“一马公司”丑闻涉案人宽大处理。而如今这一派系的巫统党员已经公开表示要撤离执政联盟，如果能够排除这部分议员，重新组成国会多数，可以变相摆脱“一马公司”丑闻的掣肘，可能对穆希丁长期执政更加有利。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巫统内部最后尘埃如何落定，以及穆希丁是否能在丧失了11位巫统成员支持的情况下，在一个月内重新获取过半数议员支持。